面对这种下行的压力,有些学者就利用一些掌握到的局部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经济是不是掉到4%以下了。
然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改变了这一切。即使是传统得不能更传统的衣食需求,工业社会也创造了新的、更高层次的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换言之也就是为相关产业发展创造了机遇。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将中国视为赶超对象,我们的目标已经转向兼顾防范被赶超。2017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295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3580万的8%。2012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923万,占当年末贵州常住人口总数3484万的26%。君不见,前些年,在某些文人笔下,GDP被丑化称作鸡的屁,要人民生活不要GDP的无知论调居然能够在一些媒体上流行一时,快速发展更被说成十恶不赦的罪过,723动车事故后这样除了煽情根本没有知识和逻辑的调子一度风靡: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倘若再经过加工,其增值还要成倍提升。
不要忘了,许多曾经领先的国家制造业之所以没落,关键原因就是国内无效率、低效率分肥者过多,从而帮助了其它国家的后来者居上,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在我们数代人血汗造就的制造业上重演。[2] …… 置身还在快速发展新兴产业的全世界头号工业大国,贵州的发展环境与此前千百年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贵州不适合追求复制沿海的制造业发展路径,但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发展障碍在中国这个头号工业大国内已经摇身一变成为珍贵资源,甚至是不可复制的资源。我认为,只有一种外交战略是正确的,就是根据客观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的战略。
进入 阎学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球化 全球治理 。在美国看来,中美之间的矛盾就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这是美国的一个基本立场。三是,这种矛盾影响世界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2002年起我国外交政策调整主要是吸取了美军轰炸我国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教训和全球反恐形势的变化。
欧盟不会成为全球格局中的第三极,因为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个国际组织。目前,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而这背后也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
比如,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在冷战期间曾发生过重大变化,由意识形态对抗转向美苏争霸,而冷战后则转变为美国称霸与部分国家反霸。首先,反建制主义并不是反对精英主义,而是反对自由主义的精英,他们提倡以观念相对保守的精英取代自由主义的精英。界面新闻:我们经常听到反建制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个概念,他们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阎学通:人们对民粹主义有几个共识:第一,这是一个贬义词,可用于描述一种不好的思想观念。因此,弱者经常认为国际格局是不平衡的,强者经常认为国际格局是平衡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只要中国坚持不结盟,中国想争取他国的坚决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关系到世界领导权再分配的大问题。但在调整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追问,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近日,界面新闻专访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试图寻找答案。界面新闻:您认为上述几个阶段中国外交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分别是什么?国际环境是不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阎学通:上述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并不都一样。
美国要改变的是全球的贸易规则和贸易体系,美国是要压制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增长速度。观点摘要: 只有一种外交战略是正确的,就是根据客观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的战略。
欧盟大趋势是走向更加松散,短期内将是一个权力分散化而不是欧盟国家化的趋势。由于特朗普政府对现有国际秩序不满意,开始破坏国际秩序,因此使许多多边国际机构的作用呈下降之势,不过联合国、IMF、WTO和世界银行五年内还不至于解体。
1989年之后外交政策调整是因为我国突然面临着严重的国际孤立。全球化弱化国家的主权,国家在维护主权的同时还想利用全球化的经济便利。其他国家根据自身利益在中美之间进行问题性选边已越来越明显了。也许只有再来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绝大多数国家都遭受比较大的打击之后才会发现必须抱团取暖。欧洲国家在战略上会既不支持中国也不支持美国,而根据具体问题决定向与哪方合作,有时采取中立的立场坐山观虎斗。由于前者是自发的,不需要世界领导,后者需要世界领导才能合作,因此全球化将继续发展,而全球治理因缺乏领导会有所萎缩。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反建制主义风潮涌起,强人政治蔚然成风,逆全球化趋势不断侵蚀全球治理根基,传统国际秩序似乎难以维系。凡是不想改变的国家,就说要维持平衡,凡是想改变的,他就说现在是不平衡。
而且两极分化不是现在有,过去也有,全球化不过是使两极分化比以前更严重了。中国现在需要的是重新认识客观世界,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与客观变化的世界相一致,如果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世界,外交政策调整将无法产生正面效果。
西方新思潮的本质是反对极端自由主义,政治正确原则使自由主义走向极端,从而在西方社会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对立。二是,这种矛盾关系到这些国家的战略利益,或者说关系国家全局的核心性需要。
总而言之,全球化是非政府力量推动的活动,而全球治理是政府间的合作,两者性质不同。现在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亚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界面新闻:基于上述几个问题的判断,您认为未来10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的最大变化可能是什么?中国的外交政策要随之进行怎样的调整? 阎学通:今后五年,两极化的趋势将可能成为定型的两极格局,这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将是巨大的。第三,这个概念的优点是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可以被概括成为同一思想。
我们并不能简单说反全球化的力量现在从发展中国家转到了发达国家,而且也不能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国际政治经济的主要矛盾。第二阶段,1989-2001年的外交政策是从摆脱孤立走向融入国际体系。
所以,有的是内政原因,有的是外部环境原因。多边机构五年内不至于解体 界面新闻:如何理解全球再平衡?全球经济再平衡是否正在导致政治再平衡? 阎学通:平衡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本身不能说明事实的真相,取决于从哪个视角和主体去看。
二是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走向并重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为海外人员、财产和投资提供安全保护。反建制主义与民粹主义有所不同 界面新闻:2008年以来,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经济系统首先出现了一系列危机,政治系统也出现了反建制或者民粹主义的风潮,它们似乎成为了全球化的阻碍力量,您如何解释或定义这个现象? 阎学通:2008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陷入严重衰退,而且时间较长。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是他个人原因,那是有偶然性的,如果其他的共和党人执政,很可能不会采取这种言而无信的策略手段。现在世界上的最主要国家是中美两国,他们的冲突就是世界上最大国家间的冲突。在面临相同危机的情况下,中国能较快地摆脱出来并保持了经济高增长。全球化趋势是阻止不了的,而全球治理则将出现衰退趋势,但联合国、IMF、WTO和世界银行五年内还不至于解体。
特朗普认为现在这个秩序已经对美国不利了,所以要改变。由于特朗普政府对现有秩序不满意,开始破坏秩序,因此使许多多边国际机构的作用呈下降之势,不过联合国、IMF、WTO和世界银行五年内还不至于解体。
固守任何一种既定的战略都必然失败。全球治理一定是衰退趋势 界面新闻:新一轮的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和之前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可以说反全球化的力量现在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吗? 阎学通:冷战后全球化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而有些国家借助全球化吸引跨国公司进入,他们的政府也支持全球化,比如中国政府就是从把全球化视为美国化转变为提倡经济全球化的。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什么是逆全球化?它是指政府开始从支持全球化转向不支持全球化。这种鲜明对照使得发达国家的人不禁发出疑问,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做到而他们的政府做不到。